公元280年，西晉滅吳，不僅結束了三國鼎立的局面，還統一了天下。
但就是這樣一個大一統王朝，卻僅僅只存在了51年（不算東晉），便走向了覆滅，成為了歷史上名副其實的短命王朝。
西晉為何如此短命？或許從司馬家篡權那天開始，就已經為它的「短命」結局埋下了伏筆。
因為司馬家以一己之力，摧毀了天下人的信仰。
司馬懿給曹魏打了大半輩子工，先后輔佐過曹操、曹丕和曹叡這三代帝王，身居高位。
但是顯然，司馬懿的野心可遠遠不止于此，他不甘心僅僅只是位及人臣，他要的是整個曹魏政權。
魏明帝曹叡，曾臨終托孤，將當時還年幼的曹芳，托付給司馬懿和曹爽，讓二人共同輔政。但是很顯然司馬懿為了權利，最終選擇發動高平陵之變，奪取政權。
可即便沒有曹爽的步步緊逼，高平陵之變也會發生，只不過曹爽的介入，讓司馬懿的政變來得更早了一些。
司馬懿的此番背信棄義，無疑開了個「好頭」，打開了司馬家后人道德上的束縛，為他們一家進行篡權奪位奠定了基礎，同時也為司馬家族後來的統治埋下了隱患。
「司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」
比司馬懿行為更惡劣的，當屬他兒子司馬昭的「弒君」。
雖然親手刺殺曹髦的人是成濟，但成濟殺曹髦是受賈充指使，而賈充本就是司馬昭的心腹，所以無論司馬昭是否真有「弒君」之心，但曹髦死于他的手下，他難辭其咎。
據《漢晉春秋》記載，司馬昭在聽聞曹髦被殺后，當時便驚嚇得撲倒在地，并念叨著：
「天下人該怎麼議論我啊」
可見司馬昭心里也很清楚，「弒君」所造成的后果有多麼嚴重，是冒天下之大不韙。
為平息眾怒，親手殺死曹髦的成濟雖被滅三族，但他只不過是替罪羊而已。而司馬家族的勢力卻再一次得到鞏固，但是卻成為了司馬家難以抹掉的政治污點。
也難怪司馬昭要感嘆一句「晉祚不長」，真真是神預言家。
在曹魏與西晉之前，從漢武帝時期開始，漢朝提倡的便是「罷黜百家，獨尊儒術」，這一政策也確立了儒家的正統與主導地位。
其中，三綱五常是儒家倫理的基礎架構，也是封建禮教之下，所提倡的道德標準。而這一標準在漢朝的推行下，早已深入人心，是眾多士族的做人準則和道德信仰。
「君為臣綱，父為子綱，夫為妻綱」是為「三綱」
它要求為臣者需服從于君，為子者需服從于父，為妻者需服從于夫。同時也要求為君者，為父者，為夫者也理應做好表率。
反映的是封建社會之下，君臣，父子，夫婦之間理應遵守的道德準則。
而「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」是為「五常」
強調的是君臣，父子，兄弟，夫妻，朋友之間的人交往關系和行為準則。
此外，孔夫子甚至還提出了「君使臣以禮，臣事君以忠」，君君臣臣等等倫理道德觀念。
正因為儒家所提倡的這種道德思想和秩序，有助于當時統治者，維護其統治地位，鞏固皇權，因此漢朝才會大力推行儒家思想，獨尊儒術。
說直白點，一個國家的社會秩序和規則應該是怎樣的？無非都是統治階層說了算。
但是很顯然，在漢朝存在的四百年時間里，儒家所建立的社會到道德秩序和思想，早已深入人心，根深蒂固，很多飽讀詩書的士族，更是將儒家思想奉為自己的人生信仰。
這種影響有多深呢？舉一個典型例子，荀彧當初盡心竭力輔佐曹操，但為何曹操想要篡漢的時候，荀彧就跳出來反對了？
因為荀彧自始至終都是忠于漢室的，于他而言，他一日為漢臣，終身為漢臣，即便時過境遷，他依舊將自己永遠視為漢臣，也始終將曹操視為漢臣。
而他幫曹操只是想要「匡扶漢室」的，不是讓曹操來取而代之的。
這便是荀彧對于儒家「君臣思想」的體現，是為「忠」。足以看出，漢朝統治，儒家道德秩序，對于像荀彧這樣的士族影響有多深了。
而司馬懿的篡權奪位，背信棄義，與司馬昭後來的「弒君」，都是違背君臣之禮，是「不忠」「不仁」「不義」的表現。
不僅違反了儒家的道德秩序，也對皇權和儒家思想帶來了巨大沖擊，將人們的三觀和信仰震碎一地。
所以後來司馬家也無法再將「忠」作為立國之本，而是選擇了「孝」，于是才有了後來的
「萬世皆以忠為本，獨晉以孝治天下」
司馬家挑戰權威，摧毀信仰的種種惡劣行徑，也讓司馬家族付出了應有的代價：短命而亡。
司馬一族的「篡權奪位」與「得位不正」，也從此被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架上。
人心盡失，沒了「忠君」與「誠信」，何談立國？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