對于清朝歷史有了解的人，都知道那些被株連九族的罪臣家人往往被抄家并被流放到寧古塔。就像余秋雨在《文化苦旅》中所寫道的，對于被流放到東北的江南人和中原人來說，最難以忍受的就是株連的流放，有時候不僅是全家，甚至是遠近的親鄰都會成為流放者。
當時的寧古塔，也就是現在黑龍江的安寧市可以算得上是一處蠻荒之地。僥幸能夠走到流放地的那些人，需要在官莊中擔任勞力，被發配去種田，燒炭或搬運石塊。而更多的人，往往是在流放的路上就因體力不支而餓死途中。
那麼我們很多人都會好奇，為什麼那些受罪牽連的人不立即逃跑呢？
九族論：何為九族？
「九族」的學說最早來源于《書堯典》，書中講到「克明俊德，以親九族」。而族則表示親屬關系。關于九族有兩種說法，一種是 按代數進行計算，也即從自己算起，往上數至高祖，往下數至玄孫，共計為九代，也稱為九族。還有一種說法是 將父母倆邊的異姓親族相加，以及自己本族四代人，自己的母親一族三代人，再加上自己妻子一族兩代人，共計為九族。
在古裝劇中，我們能夠看到抄家往往是伴隨著滅族一起的，為的是達到徹底斬除某一世家勢力，震懾給其他人看，并以防其后代居心不軌意圖叛亂。《孟子》就曾經提出過「殺人之父者，人亦殺其父，殺人之子者，人亦殺其子」。凡是沒有斬草除根的大家族，往往會給統治者帶來禍患。
其中伍子胥就是典型的因為滅族不徹底而反殺楚王的代表。 公元522年，伍子胥一家受奸人挑撥離間，及父親和兄長都被出平王殺害。臨走前，伍子胥的哥哥伍尚告訴他「父親如今受楚王脅迫召我們倆兄弟前去，但此去必然是為了斬草除根，為今之計只有你逃到他國，借他國力量來洗刷父親的冤情。」
伍子胥嘗試拉著哥哥一起逃跑，但哥哥拒絕了他，選擇只身赴死。之后他被迫逃亡至吳國，在公元506年，孫武打入楚國城內后，伍子胥也終于有了得以報父兄之死的機會。在《史記》中介再到伍子胥，再進入楚國之后，第一件事就是去尋找楚平王的陵墓。但由于楚平王害怕死后有人蓄意尋仇，挖掘他的墳墓，便將修筑陵墓的工匠全部殺掉了。
不過好在他終于找到了一個僥幸逃脫的陵墓工匠，并在他的帶路下找到了楚平王的墳墓。伍子胥將楚平王陵墓掘開，并拖出了他的尸體，然后用鞭子抽打了近300下才消停。盡管伍子胥鞭墳這一事件遭到了后人的批評，就連司馬遷都覺得他 「怨毒之于人甚哉」，但這給后世帝王了一個強烈的警示。
比如唐朝時期的法律規定 謀反罪在判刑時，要按照情況區分。對于那種聲稱自己要謀反但并沒有做出確實行為的，就當做擾亂社會治安進行處罰，會被判處絞刑，但家屬不會因此受到牽連。而第二種情況則是有證據證實了他謀反的行為，但沒有造成嚴重后果的也只是本人受刑。
只有對于那種大逆不道并危害了君王專政的犯人，才會誅殺他的父親和犯人自身。從這里來看，唐朝的皇帝對于誅殺九族的嚴重性還是清楚了解的。
宋朝也同樣如此，不會因為謀反而施以嚴刑。只有明朝時期，對這種行為管制的較為嚴格，比如明末的袁崇煥就因為謀反給了謀叛的罪名處死。 其實實打實的算，歷史上真正誅殺九族的行為并不多。
比如隋朝末期，隋煬帝不顧眾人反對意圖出征高句麗，命令楊玄感押運糧草，卻沒想到楊玄感借機發動叛亂，并號召了十幾萬的人同他一起。但很快這場暴動就被沈陽帝的軍隊給壓制住了。而發起人楊玄感也深知自己難逃一死，為此命令他的弟弟殺死他。沒有親手誅殺楊玄感的楊廣余怒難消，便借此機會誅殺了楊玄感的九族。
犯人為何不逃跑？
那些被株連九族的大臣，他們的家人之所以不逃跑要歸結于以下幾個原因。
首先就是 古代消息的傳播速度遠不及今天，倘若是今天犯罪或臨時出事，那些犯罪分子將第一時間通過各種方式和對接的人進行交流，并能夠保證在階段的時間內逃跑成功。但古代交通工具都不發達，傳信速度更是慢極。
而且最為高效的通訊方式往往只有朝廷能夠調控，比如通過暗衛或密道等方式。而且大臣被定罪后往往消息不會第一時間傳播開來，當決定捉拿罪犯之后，他們的親族也會同一時間被抓捕，消息也由前來抓捕的官兵所帶來， 人都是迷糊狀態，更遑論逃跑。
對于那些相隔距離較遠的親族，雖然能夠因為地理距離的限制有一定的逃生時間，但問題同樣出在消息的接收上。 由于相距較遠，因此兩家之間平時的聯系也不會特別緊密，在一方被抄家后，另一方也很難迅速地接受到消息，只能坐等大禍臨頭。
第二個原因則是由于古代人們往往聚集于一起，受同一宗族管轄， 異鄉人或來歷不明的人都會受到人們的忌憚。除此之外， 古代社會的戶籍制度也十分嚴格。由于幅員遼闊，交通又不發達，所以， 人口流動并不大。統治者為了更好的管理人民，也定下了嚴格的規章制度。通常每個縣都會有戶部專門記錄該縣人口總數及其流動情況，既為了防止流民亂竄，也有利于招兵買馬，收稅納賦。
總之，每個人的身份同現在差不多都被登記在戶籍地的管理處，到漢朝時，姓名，外貌和職業也都有詳細的記錄，便于發生重大案件時官府的查房以及人口流動或死亡時進行核對。 在沒有上報官府私自逃離戶籍地或者隨意遷徙的情況下，這類人員通常就會被判成黑戶。
因此，對于那些被牽涉到誅九族的人來說，他們一要逃避官府的追捕， 縱然僥幸逃脫也難以找到生存的地方。除非逃到荒無人煙之處，但到那個時候，生存同樣是一個很大的問題。因此話本里時常出現那些逃避官府追捕的人，往往會落草為寇，以此謀生。
第三個原因則是因為誅殺九族并不是要誅殺九族內的所有人員，與那些有著直系血緣的男子，往往是會遭受到誅殺，但他們的妻兒姊妹往往會留下一命，將其充作官奴，他們的財產也會被充公。 漢朝開始講究儒學治國，因此對于女性并不會有過多追究，以此來顯示君王的仁德之心。
最后就是對于很對文臣來說， 忠義之氣要遠大于生死。有些人可能是因為諫言觸怒皇帝而遭受刑罰，這種情況下，他們會為了證明給世人看看自己的決心， 即使是有機會逃跑，也絕不會真的潛逃。
畢竟數十年的讀書生涯和教化中早就讓他們抱著「武死戰，文死諫」的態度了， 甚至會以此為榮，比如明朝時期許多文官就通過諫言來觸怒皇帝，招來一頓板子，但之后他們往往會成為讀書人的追捧對象。
誅族的歷史
關于誅族的歷史最早要起源于夏朝，《尚書》中記載，夏朝的將士們在出征之前都會被集中到一起進行訓誡，通常是警告他們嚴格遵守軍隊命令和戰時任務，對于違逆者，將會被處以死刑甚至連坐到其子孫。 這是關于族刑在我國歷史上最早的記載。
既然夏啟和商湯這樣賢明的君王都開啟了這樣的先例，那麼后世的統治者更是以此為由管制部下。夏啟時期，在誅族這一刑法上沒有明確的法律文書，也沒有真正的誅殺全族的案例。 殘暴狂虐的商紂王執掌大權時，也僅有「誅殺家人」的情況，并沒有滅族的情況。
到秦朝時，他繼承了戰國時的法制體系并在此基礎上重新調整，使得法律體系更為完善。《史記》中記載道：「文公二十年，初有夷三族之罪」。所謂 「夷三族」指的是誅殺犯人的父母，兄弟和妻子。張岱也說過子秦文公開始有了族誅的法律，而從公孫鞅開始有了連坐的情況。
已經有了夷三族的情況，後來便有了誅七族、九族、十族的案例。歷史上，著名的故事荊軻刺秦王中， 荊軻的下場就是被秦王誅殺了七族。誅九族的案例在歷史上并不多見，畢竟作為一項極具威懾力的懲罰，也會遭到許多人的反對和反抗。 而至于誅十族，在歷史上也僅有一次。
公元1398年朱元璋病逝，朱元璋的兒子朱標因為早逝無人繼承皇位，便任命朱標的兒子子朱允炆即為。但他上任之后的一系列行為嚴重影響到了其他皇室子弟的權利，因此，在燕王朱棣帶頭造反下，發動了 「靖難之役」，終于在1402年奪下了侄子的皇位。
皇位到手后，要想將其坐穩且坐的心安，第一件事便需要穩住朝中人和讀書人的口風。因此，朱棣便要求當時有名的賢儒 方孝孺來為他寫登基詔書，以此壓住那些反對的話語。 但想讓方孝孺聽話，同樣是一件很難的事情。作為明朝開國文臣宋濂的學生，他繼承先師的教導專心為治理輔助大明朝的君王而努力。
在建文年間，方孝孺曾擔任過建文帝的太傅，也掌握著朝中的重要職權，甚至還曾推行過一系列的改革。而朱棣最大的問題就是皇位來的不干凈，縱然朱允炆沒有成為一名好君王的能力，但他的皇位是受正統理法支持的，就沖這一點方孝儒也會盡可能的輔佐好這位君王。
更何況在靖難之變的時候 方孝孺還曾親自寫下了絞殺叛賊朱棣的文書，兩人之間早已是你死我活的情況。如果不是朱棣手下的謀士姚廣孝勸誡他不要殺死這位 「天下讀書的種子」，估計早在朱棣成功上位之時可能就將方孝孺殺害了。
方孝孺被朱棣叫到大殿命其寫昭告文書，但鐵了心效忠前朝的方孝孺不顧朱棣的威脅，竟然穿了一身白孝衣就堂而皇之的來到了殿前，并痛哭流涕地為建文帝申訴冤情。
朱棣為了達到目的，起初還假意上前安慰，并好言好語的哄著方孝孺寫下文書。眼見他提筆就在白紙上龍飛鳳舞地寫，朱棣高興地捧起來就看，卻只見 「燕王篡位」四個大字。
氣急敗壞的朱棣惡狠狠的威脅道：「很好，你就不怕朕誅你九族」。而方孝儒則更加硬氣的說道： 「別說誅殺九族，就是十族，我也不怕！」朱棣聽即此言，氣的幾乎渾身發抖，于是直接下令滅他十族。可在此之前只有滅九族的先例，為此在朱棣登基后的第八天，他就在方孝孺九族的基礎上，又算上了其同門和朋友， 共計獲罪者高達兩千多人。
好在這種慘無人道的處罰在1905年被清廷廢止。新中國成立后，刑法得到了極大的改善，社會制度也不再允許這種殺戮的屠刀揮向人民。雖然說并不是每個朝代的皇帝都會對罪臣誅殺九族，但歷史上因為這種刑罰而無故遭受牽連的人才是真的無處申冤。
